2020，庚子之年，世界迎來一場大變局。 歷史仿佛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風陵渡口——疫情“黑天鵝”突襲，全球停擺，舊的秩序瀕臨瓦解，固有常識產生偏差。 大的層面上，“逆全球化”不斷抬頭，零和博弈死灰復燃，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切身地感受到，世界局勢正變得愈發撲朔迷離。具體到企業上來看，更是如此。 去年5月，當華為被美國商務部列入“實體清單”時，有人便直言，這不是美國第一次“封殺”中國企業，也絕不會是最后一次。對此，沒有人會懷疑，只是未曾料到，一切竟來得如此之快。 而今天，所有的跡象都在向我們傳達著同一個信號：形勢已然變化，唯有做好準備，才能直面挑戰。

　　一場“超級圍獵”正在上演

　　剛剛過去的10月，我們見證了科技界兩大巨頭的一場正面交鋒，不到10天的時間，蘋果與華為紛紛發布了最新一代的旗艦機——iPhone 12系列與Mate 40系列。

　　兩家分屬ios陣營與安卓陣營的“地表最強機”，憑借著不分伯仲的性能，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展開激烈的“搶人大賽”，關于二者誰更能打的話題，更是引發了廣泛的關注。

　　不過，對于華為而言，Mate 40可能多了一絲“悲壯”的色彩，在美國政府芯片制造供應禁令之下，芯片庫存缺口將成為華為面臨的首要難題，這也讓搭載著麒麟芯片的Mate 40有了“絕唱”之說。

　　當然，遭受禁令的，也并不只有華為，再往前看，TikTok和微信近期也多次因“危害國家安全”，被美國政府威脅下架。毫無疑問，美利堅正在上演一場針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“超級圍獵”。

　　對于其他中國領先科技公司而言，這也在釋放著一個非常糟糕的信號：美國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幾乎是無差別的，誰到了華為、騰訊或者字節跳動的體量，誰就有可能成為被圍獵的對象。

　　有人說，當別人開始封殺我們的時候，不也證明了我們的高科技企業由小到大，由大到強的進步嗎？更有甚者，開始胡亂吹捧中國企業的科研能力，動不動就誰誰震驚，誰誰慌了。

　　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微半導體設備公司創始人尹志堯的遭遇。

　　隔三岔五就有文章這樣報道他：“剛剛，這位中國老人，突然回國，美國人徹底慌了！”或者，“中國再一次在核心領域突破技術‘無人區’，彎道超車，率先掌握5納米半導體技術！”

　　這讓尹志堯很是頭痛，他屢屢強調，這些夸大報道搞得他們非常被動，中微不是制造芯片的，而是為芯片廠提供設備的。盡管他們多次要求把文章從網上撤下，但過一些時候，往往又改頭換面登了出來。

　　其實，越是關鍵時刻，越需要我們保持一個冷靜的態度，我國高科技企業開始撼動老牌巨頭的地位，這的確令人振奮，但不要忘了，被威脅、被封殺就意味著我們還沒有突破他們的限制，還處在他們的操控范圍內。

　　不久前，國家發改委產業司原司長年勇在一場峰會中就談到：

　　“我們的工業化時間很短是個客觀事實，好多基礎研究沒有跟上，高端芯片、智能工業機器人等硬件目前幾乎不能生產，原創的操作系統等關鍵軟件也要依靠進口。 由于基礎的研究差，導致了底層的硬件、軟件都要依賴別人，這才是我們跟發達國家和美國最根本、最大的差距。”

　　是啊，當我們為中國高科技企業的遭遇感到憤懣不平，期待一些被“卡脖子”的關鍵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時，往往容易忽略被“圍獵”這一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——基礎研究的薄弱，對于諸多高科技企業來說，這才是它們最致命的短板。

　　畢竟，不是所有東西都能買到，也不能保證對方會一直賣給你。一言以蔽之，沒有基礎研究，就沒有屬于自己的原始創新，就無法實現核心技術的真正突破。

　　“我們的花插在了別人的花瓶里”

　　事實上，如果從更深層次的視角來看中國高科技企業今天所面臨的境遇，或者說我國基礎研究較為薄弱的現狀，它背后所暴露的其實是一個發展路徑的問題。

　　過去幾十年，我們通過大規模的代工制造，形成了制造業產業集群，又通過大規模的推出本土品牌，在一些與市場、消費品以及工業制成品相關的技術領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。

　　因為這些領域基本上都是由市場驅動的，企業可以通過大幅讓利的辦法獲得全球市場的準入權，并借助全球市場推動技術的持續進步。

　　但這個過程中，有一個關鍵點卻被人們有意無意的忽略了，就是真正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力的，是以基礎研究為根基的，那從0到1的原始創新，而不是在別人已有的技術基礎之上做一些局部突破，也就是所謂的跟班式研究。

　　比如，我們的一些電子產品也很先進，能夠挑戰蘋果和三星，可問題是無論其中的軟件生態還是核心芯片乃至于背后的光刻機，都是嫁接在別人既有的體系之上，這就相當于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只會使得別人的生態更強大，因為沒有屬于自己的底層技術。

　　筆者在采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翟東升教授時，他對這一發展路徑的形容令人印象頗深：

　　“這種方式就像是你開出了一朵鮮艷奪目的花，但這朵花一直插在別人的花瓶里，靠著別人給它提供的營養液生存，它沒有自己的根。”

　　而這一點，或許美國人比我們看得更為透徹，因為早在一百多年前，他們的物理學家亨利·奧古斯譚斯·羅蘭就講過近乎相同的道理：

　　“為了應用科學，科學本身必須成功，假如我們停止科學的進步而只留意科學的應用，很快就會退化成中國人那樣。 為什么多少代人以來他們都沒有什么進步，因為他們只滿足科學應用，卻從來沒有追問過他們所做事情的原理，而正是這些原理構成了科學。”

　　顯然，夯實基礎研究，在“從0到1”的原始創新上發力，培養起全社會對科學的正確認知，這才是破解當前“圍獵”難題的終極之道，也直接關乎到我國科技實力的整體提升。

　　欣慰的是，在這一問題上，我們已經看到了國家的諸多改善之舉，例如，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的成功舉辦，就是一件非常值得關注的大事。

　　超級“社區”，引領科創升級新趨勢

　　關于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，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。

　　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成立于2018年，由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發起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辦，至今已成功舉辦了三屆。

　　今年的第三屆論壇，已吸引了百余位諾貝爾獎、沃爾夫獎、拉斯克獎等全球頂尖科學獎項得主，以及數百位中國兩院院士、世界優秀青年科學家的參加，這也讓其有著“科技界的達沃斯論壇”之稱。

　　而該論壇的重要任務之一，正是聚焦基礎科學和源頭創新，發布頂尖科技成果和思想理念，力爭成為全球創新的起源地和創新思想的策源地，并通過世界頂尖科學家社區的建設，固化科學家們的思想智慧，將研究成果真正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。

　　可以說，在推動世界頂尖科學家來華進行學術交流方面，這一論壇有著獨一無二的地位，而把他們的思想智慧固化為具體的研究成果，更是對我們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有著莫大的幫助，這方面，我們就要重點聊一下剛剛提到的世界頂尖科學家社區了。

　　世界頂尖科學家社區建設在上海自貿區臨港片區內，是臨港新片區國際創新協同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，社區內將集聚一批全球頂尖國際組織總部、世界頂尖名校亞洲分部、頂尖科學家創新實驗室基地，形成一個最符合創新規律的空間載體。

　　作為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及論壇最重要的企業合作伙伴，華夏幸福在入股科學家社區項目的平臺公司諾港集團后，也將深度參與臨港科學家社區的開發建設，助力臨港新片區成為產業創新發展的新高地。

頂尖科學家社區首開區設計意向圖

　　想來，這也符合華夏幸福一直以來尋求創新與突破的企業精神，發展科學社區業務，借助科學社區的創新產業，對接國際技術，從而助力國家創新策源地的發展，既是華夏幸福打破房企邊界，進入不動產業務新領域的重要體現，也展現了其在當前環境下的責任與擔當。

　　具體來看，一方面，憑借著近20年來在產業新城領域的深耕，華夏幸福已開發數十個產業新城，累計簽約投資額7000億元，簽約入園企業2000家，創造就業崗位30萬個，在為區域有針對性地導入產業資源，創新打造定制化產業集群上已積累起豐富的經驗。

　　此外，華夏幸福還創造性地提出了“全球技術—華夏加速—中國創造”的創新發展戰略，并通過孵化器、校企合作平臺、研發機構等多層次創新平臺體系加速成果轉化。此次參與頂尖科學家社區的建設，可謂是這一戰略的縱深發展落地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我國高科技企業需要突破圍堵，國家需要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當下，華夏幸福運用自身在產業新城和綜合體開發運營方面的優勢，投身于世界頂尖科學家社區的建設，助力實現科學成果的轉化，也符合其一直以來所堅守的愿景和使命，即做一份對社會、對城市長久可持續的事業，以實現產業報國、產業強國的目標與夢想。

　　可以說，在結合自身優勢，為中國企業高質量發展、為創新型國家建設貢獻力量上，華夏幸福為我們開了一個好頭。

　　結語

　　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先生說過這樣一段話：

　　“一個組織絕不能像生物一樣，以自身的生存為目的，僅僅把能夠延續后代視作成功。組織應該是社會的一種器官，只有為外部環境做出自己的貢獻，才能算有所成就。”

　　深以為然。

　　今天，我們面對的外部環境似乎充滿了不確定性，很多人開始感嘆生意不好做了，但如果把眼光放得長遠些，跟著國家的大方向、大戰略走，不也正是獲得大市場的機會所在嗎？

　　在這一過程中，結合自身優勢，突破企業邊界，服從、服務于國家戰略，并為之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，那么即使環境變得再不確定，也可以確定自己所走的是一條有所成就的發展之路。

　　顯然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正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，而華夏幸福通過支持、參與科學家社區建設，既讓自身在與科技創新的深度關聯中獲得發展，也為國家科技創新貢獻了自己的力量，不失為一個可研究的參照樣本。

　　做企業就是做人，人的價值更多體現在自身的貢獻上，企業亦然。